与90年代其它年头相比，1998年的文学批评显得格外平静，以至于使习惯了文坛热闹的一些人和传媒大有不适之感。过去的几年，文学批评曾针对《渴望》、汪国真诗歌、“陕军东征”、《废都》、“顾城之死”、人文精神大讨论、“二王之争”、“王朔现象”、“大师排座次”、“马桥诉讼”等事件，展开了各种立场、观点、态度不尽相同或截然相左的、声势浩大的论争，它像是一个此起彼伏的“批评运动”，在传媒推波助澜的作用下，引领批评不断地走向“事件化”和“新闻化”，貌似活跃的文学批评，背后不免也潜含了喧嚣和浮躁之气。
进入1998年之后，那些“焦点”、“热点”性的话题逐渐稀薄，批评也不再被事件所引领。从喧嚣到平静，可以看作是1998年文学批评的一大特征。这一转变可以看作是文学批评走向成熟的标识，也是文学批评从非常态走向常态的标识。之所以这样认为，缘于90年代社会变革为文坛带来的焦虑心态，一时的不适与心理受挫，使文坛多有慌乱和浮躁，各种现象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夺门而出争相而下。对其评说便也各执一词五花八门。这时，批评所要表达的主要是立场和态度，回顾历次论争，多有激愤之词，并且阵线分明，也可以证实这一看法。经过多年的表达，各自的立场与态度昭然若揭，其即时性和心灵的疲惫使大多数批评家，放弃了对“事件”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同时，回望多年对热点的讨论，除了为文坛平添了热闹和花絮之外，几乎所剩无几。文化市场和传媒有意制造的事件，像兴奋剂一样也多为批评界所抵制，它仅作为谈资而不再作为批评对象。心态的调适是文学批评从喧嚣到平静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1998年的文学批评仍有核心话题存在，但因其学术性的强化，其影响更多地限于学界和业内人士，而不是社会性的轰轰烈烈。在我看来，1998年文学批评的核心话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百年文学史研究。近年来，由于20世纪将近尾声，全面总结百年文学的工作在不同的视野里得到展开，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谢冕等主篇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等陆续出版，特别是1998年5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更是把百年文学史研究推向了高潮。《中华读书报》、《文艺报》、《中国改革报》、《作家报》、《新快报》等，纷纷发表评介文章。许多专家也称这是一部角度新颖、视野开阔、深思熟虑、结构宏大的文学史著作。并认为它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照，必将进一步推动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
文学史的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也是体现学科水平的标志之一。除了上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之外，对文学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在1998年也形成了规模，其中对周扬、丁玲、胡风等人的研究尤为引人瞩目。而林贤治发表在《黄河》杂志上研究“胡风事件”的文章，更是在批评界被议论得纷纷扬扬。作者不仅梳理、披露了许多鲜为文学史谈论的材料和背景，而且深入分析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和胡风个人的文化心态。林贤治的文章也是’98年被议论的文化批评之一种，它超越了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范畴，从而在方法和视野上也给人一种启示。
谢冕等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作为百年文学选本，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学史行为，它作为“一家之选”，意在表达选家对百年文学经典的意见和实践，但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华读书报》、《文艺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滇池》、《创作评谭》等报刊，对此纷纷发表了评论，支持和批评不一、毁誉参半。联系前一二年王一川对大师座次重排、王晓明对20世纪作品取舍等现象，共同表达了史家对百年文学的不同看法。这些选择的背后，隐含了这些文学史家不同的或共同的文学史观念及对百年中国文学评价的深层尺度和标准。
第二，知青文学研究热潮的兴起。199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曾充任过文学主潮然后逐渐淡出的知青文学及其话语，在1998年又重新成为核心话题。《北京文学》、《北方文学》、《文艺报》、《南方文坛》等都曾辟出专号或专栏，以较大篇幅重新议论知青一代及知青文学，加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中国知青史》等著作的出版以及新一代人对知青的重新理解，一起构成了又一轮知青话题的热潮。但纵观这一现象，内里隐含了相当不同的观念和评价。不仅不同时代的人对知青文学及知青一代评价大不相同，而且同属知青群体的作家和学者，对其评价也相去甚远。《长江日报·江花文学周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知青文学也走过了30年，它已构成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特殊窗口，形成当代文学史上的独有景观。”而且“当年的老知青们正是走在参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运作中。知青们的生活轨迹还在延伸，追踪反映他们的知青文学必将延续。知青文学将是一个跨世纪的话题。”《文艺报》在“知青时代与知青文学”专栏编者按中指出：“从这个年代走出了一个知青作家群，他们真实记录、深刻反思了这段历史，并且在文学中把时代的精神延续给后来者。”《南方文坛》在“知青文学”编者按说：编发知青出身的评论家和未插过队的评论家评说知青文学，绝非是一种世俗的“庆典”，“只是期望两代人之间有一种相互的理解和对话，期望他们共同对深厚沉重的历史背景所进行的深度思考，以留给历史更为本质、丰富、准确、深刻的文化思考和文学精神。”知青作家赵丽宏则仍自信地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从历史中消失的。回忆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今天，更踏实地走向明天，因为，历史永远有它的延续性。”这些暧昧或低调的话语，或是表达了对知青及其文学含混不清的肯定，或是延续了“青春无悔”的夸张与空洞。但就其处理方式来说，已经反映了并不自信的后退姿态与心态。
与此大不相同的则是对知青及其文学的反省态度，它构成了’98知青话语的主潮。梁晓声在《北京文学》撰文指出：知青上山下乡，“是文学蕴藏内容极其丰富的矿脉。前期对它的创作采掘有点儿像‘开发热’。我是太追求眼前效益的急功近利的采掘者之一。这并不意味着破坏了它的‘资源’。对于文学，不应有什么‘资源’保护法和保护区。只不过我们孜孜以求，却都并没有采掘出它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它后来的沉寂是好事。埋藏久些，形成的矿质更高些。也许10年以后，也许20年以后，或会有知青题材的上乘之作问世。”徐友渔则认为：“历史往往由强者来书写。”那些流落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人，留在西双版纳丛林或塞外草原上的忠魂，是不会写“知青上山下乡30年祭”的文章的。他同时指出：知青所经历的一切都在被缅怀、回味，所有的人都尽量表达各方面的酸甜苦辣，但被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农民一方，其基本利益同样被涉及，却没有从农民的角度对其作出检讨。这一揭示，触及到了知青文学和话语的要害之处，也触及到了知青成功者和话语权力拥有者的有限视野及其情怀。因此郭小东认为，像张承志那样迎风独立、固守一己的文学立场；像史铁生以平和心态叙写人生秋天的丰饶和宽厚者，已寥寥无几。
在更年轻的批评家那里，对知青及其文学则有了隔世般的理解和评价。李大卫认为“知青文学”同前苏联的“中尉文学”、美国的“鄙德文学”一样，是一种应运而生的东西，得益于也受制于某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脉。李大卫和李敬泽同时认为，知青文学最好的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没有下乡经历的青年作家也写起了“知青文学”，像韩乐的《下放地》、李洱的《鬼子进村》、刘醒龙的《大树还小》等。评论界认为这是对“知青文学”的一种重写，因为“关于知青文学”，“无论文学还是非文学领域，都不存在权威发言人，这就决定了知青文学始终处于重写和被重写的状态。”于是也有人认为，真正好的知青文学，恐怕还是要由局外人来写。这一判断缘于现在我们听到的，并不是知青群体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而是他们当中能够发出声音的人的声音。这一看法与知青群体中有思想能力的批评家的看法大致相同。蔡翔说：“30年后的今日，不应该成为一个思想终结的‘庆典’。不应该成为成功者沾沾自喜的表演舞台，或者失败者情感追寻的梦中桃源。”
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批评，“新生代”和“新生代之后”的作家作品，成为集中谈论的话题。“新生代”是指60年代出生的作家。《青年文学》、《小说界》、《芙蓉》、《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广州文艺》、《山西文学》等，相继组编了“新生代专辑”，相关批评也同时推出。有人指出，“新生代”作家已经表现出了共有的特征，即他们感兴味的主要是都市人与都市事，传达新一代都市人的情绪与愿望；他们注重个人体验，甚至追求生活与写作的同步乃至互证；对都市生活既爱且恨，亦喜亦忧。在不经意中又传达出了市场经济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创作起点较高。属于新生代的作家有的也认为：他们有机会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有条件接受中外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的影响，在文学起点上高于此前代别作家；新生代有更为自由的文学发展空间，这使他们在创作上的特立独行成为可能；多样多元的生活现实，他们安身立命其中，也参与了创造。但也有人对新生代的创作所表现出的“私小说”、“小男人文学”等倾向提出批评。反批评者则认为这是对“新生代”的“妖魔化”。
“新生代之后”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山花》、《小说界》、《作家》、《芙蓉》等刊物都曾出过“70年代出生作家”的专栏，《人民文学》等权威刊物也推出过70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评论界认为：这代人没有“文革”经历，没有“知青”经验，甚至也没有80年代的记忆。因此被称为“没有重负的一代”。他们的写作主要依赖于他们年轻的激情和想象力，因此作品中充满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情绪表现。个人欲望、个体生命感觉、空虚而略带迷惘的情绪，是他们集中表现的对象。大多数人认为，70年代出生的作家，其创作虽然不够成熟，但已具备了鲜明的特点，且才华横溢，“足以使人们对他们未来的成就怀抱着无穷的期待。”
此外，像“城市文学”、“长篇创作”、“女性文学”等，在1998年也多被谈论。但均因其学术性而同上述批评话题一样，大多限于文学界内，而鲜有造成广泛社会影响的情况。这同对《泰坦尼克号》、《红色恋人》等影片的评价，对歌剧《图兰朵》的评价等是非常不同的。从喧嚣到平静是1998年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也是当代文学批评趋于成熟的表现。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当代文学批评进入了正常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10期的《北京文学》，发表了一份由青年作家朱文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问卷提出了13个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问题。《北京文学》发表此文时发表了“编者按”：“本期在‘参考特刊’里，首次全文发表了朱文发起、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发起这次行动和接受问卷调查的均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作者。无论他们对现存文学秩序的想法与我们习惯的声音有多么不同，我们都需要仔细倾听，认真了解。了解他们对问题的答案，更了解他们本身。因为未来世纪，他们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学存在。”朱文同时发表了“问卷说明”、“答案数据统计”及“工作手记”三个附录；韩东发表了《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一文，自问自答了几个问题。
这份“答卷”发表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私下议论者甚多，但公开讨论的文章不多。1998年11月8日至13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陈骏涛率先提出了反驳性的意见，并与于可训、曲春景、赵?一起，在《太原日报》“双塔”文学副刊上发表了长篇对话。这是1998年最具轰动性的文学事件，但同样没有引发轰动性的效果，这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文学界的承受力和成熟性。与90年代其它年头相比，1998年的文学批评显得格外平静，以至于使习惯了文坛热闹的一些人和传媒大有不适之感。过去的几年，文学批评曾针对《渴望》、汪国真诗歌、“陕军东征”、《废都》、“顾城之死”、人文精神大讨论、“二王之争”、“王朔现象”、“大师排座次”、“马桥诉讼”等事件，展开了各种立场、观点、态度不尽相同或截然相左的、声势浩大的论争，它像是一个此起彼伏的“批评运动”，在传媒推波助澜的作用下，引领批评不断地走向“事件化”和“新闻化”，貌似活跃的文学批评，背后不免也潜含了喧嚣和浮躁之气。
进入1998年之后，那些“焦点”、“热点”性的话题逐渐稀薄，批评也不再被事件所引领。从喧嚣到平静，可以看作是1998年文学批评的一大特征。这一转变可以看作是文学批评走向成熟的标识，也是文学批评从非常态走向常态的标识。之所以这样认为，缘于90年代社会变革为文坛带来的焦虑心态，一时的不适与心理受挫，使文坛多有慌乱和浮躁，各种现象在宽松自由的环境下夺门而出争相而下。对其评说便也各执一词五花八门。这时，批评所要表达的主要是立场和态度，回顾历次论争，多有激愤之词，并且阵线分明，也可以证实这一看法。经过多年的表达，各自的立场与态度昭然若揭，其即时性和心灵的疲惫使大多数批评家，放弃了对“事件”的兴趣和参与热情。同时，回望多年对热点的讨论，除了为文坛平添了热闹和花絮之外，几乎所剩无几。文化市场和传媒有意制造的事件，像兴奋剂一样也多为批评界所抵制，它仅作为谈资而不再作为批评对象。心态的调适是文学批评从喧嚣到平静的主要原因。
尽管如此，1998年的文学批评仍有核心话题存在，但因其学术性的强化，其影响更多地限于学界和业内人士，而不是社会性的轰轰烈烈。在我看来，1998年文学批评的核心话题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百年文学史研究。近年来，由于20世纪将近尾声，全面总结百年文学的工作在不同的视野里得到展开，黄曼君主编的《中国近百年文学理论批评史》、孔范今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洪子诚著的《中国当代文学概说》、谢冕等主篇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张炯等主编的《中华文学通史》等陆续出版，特别是1998年5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谢冕主编的《百年中国文学总系》，更是把百年文学史研究推向了高潮。《中华读书报》、《文艺报》、《中国改革报》、《作家报》、《新快报》等，纷纷发表评介文章。许多专家也称这是一部角度新颖、视野开阔、深思熟虑、结构宏大的文学史著作。并认为它为百年中国文学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参照，必将进一步推动百年中国文学研究的深入展开。
文学史的研究是学科建设的基础，也是体现学科水平的标志之一。除了上述系统的文学史著作之外，对文学史上重要人物的研究，在1998年也形成了规模，其中对周扬、丁玲、胡风等人的研究尤为引人瞩目。而林贤治发表在《黄河》杂志上研究“胡风事件”的文章，更是在批评界被议论得纷纷扬扬。作者不仅梳理、披露了许多鲜为文学史谈论的材料和背景，而且深入分析了知识分子的角色和胡风个人的文化心态。林贤治的文章也是’98年被议论的文化批评之一种，它超越了传统文学史研究的方法和范畴，从而在方法和视野上也给人一种启示。
谢冕等主编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作为百年文学选本，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学史行为，它作为“一家之选”，意在表达选家对百年文学经典的意见和实践，但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华读书报》、《文艺报》、《作家报》、《文学自由谈》、《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滇池》、《创作评谭》等报刊，对此纷纷发表了评论，支持和批评不一、毁誉参半。联系前一二年王一川对大师座次重排、王晓明对20世纪作品取舍等现象，共同表达了史家对百年文学的不同看法。这些选择的背后，隐含了这些文学史家不同的或共同的文学史观念及对百年中国文学评价的深层尺度和标准。
第二，知青文学研究热潮的兴起。1998年是知青上山下乡运动30周年，曾充任过文学主潮然后逐渐淡出的知青文学及其话语，在1998年又重新成为核心话题。《北京文学》、《北方文学》、《文艺报》、《南方文坛》等都曾辟出专号或专栏，以较大篇幅重新议论知青一代及知青文学，加上“老三届著名作家回忆录丛书”、《中国知青史》等著作的出版以及新一代人对知青的重新理解，一起构成了又一轮知青话题的热潮。但纵观这一现象，内里隐含了相当不同的观念和评价。不仅不同时代的人对知青文学及知青一代评价大不相同，而且同属知青群体的作家和学者，对其评价也相去甚远。《长江日报·江花文学周刊》发表署名文章认为：“知青文学也走过了30年，它已构成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变迁、一代人心路历程的特殊窗口，形成当代文学史上的独有景观。”而且“当年的老知青们正是走在参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现实运作中。知青们的生活轨迹还在延伸，追踪反映他们的知青文学必将延续。知青文学将是一个跨世纪的话题。”《文艺报》在“知青时代与知青文学”专栏编者按中指出：“从这个年代走出了一个知青作家群，他们真实记录、深刻反思了这段历史，并且在文学中把时代的精神延续给后来者。”《南方文坛》在“知青文学”编者按说：编发知青出身的评论家和未插过队的评论家评说知青文学，绝非是一种世俗的“庆典”，“只是期望两代人之间有一种相互的理解和对话，期望他们共同对深厚沉重的历史背景所进行的深度思考，以留给历史更为本质、丰富、准确、深刻的文化思考和文学精神。”知青作家赵丽宏则仍自信地认为：“我们这一代人是不会从历史中消失的。回忆昨天，是为了更好地建设今天，更踏实地走向明天，因为，历史永远有它的延续性。”这些暧昧或低调的话语，或是表达了对知青及其文学含混不清的肯定，或是延续了“青春无悔”的夸张与空洞。但就其处理方式来说，已经反映了并不自信的后退姿态与心态。
与此大不相同的则是对知青及其文学的反省态度，它构成了’98知青话语的主潮。梁晓声在《北京文学》撰文指出：知青上山下乡，“是文学蕴藏内容极其丰富的矿脉。前期对它的创作采掘有点儿像‘开发热’。我是太追求眼前效益的急功近利的采掘者之一。这并不意味着破坏了它的‘资源’。对于文学，不应有什么‘资源’保护法和保护区。只不过我们孜孜以求，却都并没有采掘出它最有价值的那一部分。它后来的沉寂是好事。埋藏久些，形成的矿质更高些。也许10年以后，也许20年以后，或会有知青题材的上乘之作问世。”徐友渔则认为：“历史往往由强者来书写。”那些流落在陕北穷乡僻壤的人，留在西双版纳丛林或塞外草原上的忠魂，是不会写“知青上山下乡30年祭”的文章的。他同时指出：知青所经历的一切都在被缅怀、回味，所有的人都尽量表达各方面的酸甜苦辣，但被上山下乡运动波及到的农民一方，其基本利益同样被涉及，却没有从农民的角度对其作出检讨。这一揭示，触及到了知青文学和话语的要害之处，也触及到了知青成功者和话语权力拥有者的有限视野及其情怀。因此郭小东认为，像张承志那样迎风独立、固守一己的文学立场；像史铁生以平和心态叙写人生秋天的丰饶和宽厚者，已寥寥无几。
在更年轻的批评家那里，对知青及其文学则有了隔世般的理解和评价。李大卫认为“知青文学”同前苏联的“中尉文学”、美国的“鄙德文学”一样，是一种应运而生的东西，得益于也受制于某种特殊的社会历史文脉。李大卫和李敬泽同时认为，知青文学最好的是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没有下乡经历的青年作家也写起了“知青文学”，像韩乐的《下放地》、李洱的《鬼子进村》、刘醒龙的《大树还小》等。评论界认为这是对“知青文学”的一种重写，因为“关于知青文学”，“无论文学还是非文学领域，都不存在权威发言人，这就决定了知青文学始终处于重写和被重写的状态。”于是也有人认为，真正好的知青文学，恐怕还是要由局外人来写。这一判断缘于现在我们听到的，并不是知青群体中沉默的大多数的声音，而是他们当中能够发出声音的人的声音。这一看法与知青群体中有思想能力的批评家的看法大致相同。蔡翔说：“30年后的今日，不应该成为一个思想终结的‘庆典’。不应该成为成功者沾沾自喜的表演舞台，或者失败者情感追寻的梦中桃源。”
对当下文学创作的批评，“新生代”和“新生代之后”的作家作品，成为集中谈论的话题。“新生代”是指60年代出生的作家。《青年文学》、《小说界》、《芙蓉》、《北京文学》、《上海文学》、《广州文艺》、《山西文学》等，相继组编了“新生代专辑”，相关批评也同时推出。有人指出，“新生代”作家已经表现出了共有的特征，即他们感兴味的主要是都市人与都市事，传达新一代都市人的情绪与愿望；他们注重个人体验，甚至追求生活与写作的同步乃至互证；对都市生活既爱且恨，亦喜亦忧。在不经意中又传达出了市场经济孕育出来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他们大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创作起点较高。属于新生代的作家有的也认为：他们有机会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有条件接受中外文学尤其是外国文学的影响，在文学起点上高于此前代别作家；新生代有更为自由的文学发展空间，这使他们在创作上的特立独行成为可能；多样多元的生活现实，他们安身立命其中，也参与了创造。但也有人对新生代的创作所表现出的“私小说”、“小男人文学”等倾向提出批评。反批评者则认为这是对“新生代”的“妖魔化”。
“新生代之后”是70年代出生的作家。《山花》、《小说界》、《作家》、《芙蓉》等刊物都曾出过“70年代出生作家”的专栏，《人民文学》等权威刊物也推出过70年代出生的文学新人。评论界认为：这代人没有“文革”经历，没有“知青”经验，甚至也没有80年代的记忆。因此被称为“没有重负的一代”。他们的写作主要依赖于他们年轻的激情和想象力，因此作品中充满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情绪表现。个人欲望、个体生命感觉、空虚而略带迷惘的情绪，是他们集中表现的对象。大多数人认为，70年代出生的作家，其创作虽然不够成熟，但已具备了鲜明的特点，且才华横溢，“足以使人们对他们未来的成就怀抱着无穷的期待。”
此外，像“城市文学”、“长篇创作”、“女性文学”等，在1998年也多被谈论。但均因其学术性而同上述批评话题一样，大多限于文学界内，而鲜有造成广泛社会影响的情况。这同对《泰坦尼克号》、《红色恋人》等影片的评价，对歌剧《图兰朵》的评价等是非常不同的。从喧嚣到平静是1998年文学批评的主要特征，也是当代文学批评趋于成熟的表现。这一现象的出现，说明了当代文学批评进入了正常状态。
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10期的《北京文学》，发表了一份由青年作家朱文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问卷提出了13个与文学有关或无关的问题。《北京文学》发表此文时发表了“编者按”：“本期在‘参考特刊’里，首次全文发表了朱文发起、整理的《断裂：一份问卷和五十六份答卷》。发起这次行动和接受问卷调查的均是60年代以后出生的青年作者。无论他们对现存文学秩序的想法与我们习惯的声音有多么不同，我们都需要仔细倾听，认真了解。了解他们对问题的答案，更了解他们本身。因为未来世纪，他们将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学存在。”朱文同时发表了“问卷说明”、“答案数据统计”及“工作手记”三个附录；韩东发表了《备忘：有关“断裂”行为的问题回答》一文，自问自答了几个问题。
这份“答卷”发表后，在文学界引起了强烈的震动，私下议论者甚多，但公开讨论的文章不多。1998年11月8日至13日，在重庆召开的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年会上，陈骏涛率先提出了反驳性的意见，并与于可训、曲春景、赵?一起，在《太原日报》“双塔”文学副刊上发表了长篇对话。这是1998年最具轰动性的文学事件，但同样没有引发轰动性的效果，这从另一个方面证实了文学界的承受力和成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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